太平天国忠王府,“忠王”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吗

1、“忠王”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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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内讧前是石达开，内讧后是李秀成。 战争是磨刀石。几年之间，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内讧之后，太平军中无人可用，急需提拔头领，给了他机遇。没有内讧，按常规递升，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内讧以后，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他犯颜直谏，要求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请回石达开，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封他为忠王，赐“万古忠义”手书，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是一种低级权术，意在用“忠”字锁住他的灵魂。一有不同意见，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发怒，便更加固执已见，便严辞训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连他主动将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质，洪也还不放心。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全局得失全然不顾。洪对他疑忌之深，令人难以思议。直到临死，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号召“合朝诛之”。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之前，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就会将他除掉的。

在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他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而不“一味信天”。他对部下将领、人员，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所以苏州、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或愿意跟从他，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或以礼安葬，或赠银放走，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 占领苏州，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一则，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大局观显然受影响；二则，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三则，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向有天堂之称。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领了这样好地方，很难抵挡物资诱惑，排拒“送上来”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难免。 只说第三项。其一，1860年6月，一占领苏州，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作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惊叹其为“平生所未见”的“神仙洞窟”。现在虽不如当年，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其二，他头上的狻猊冠，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据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要珍贵、精巧得多。其三，他财宝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红，叫他捐饷银，否则不放他回苏州。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昭王黄文英说，“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当然不会没有根据。上行下效，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权的将官，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围战，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不是“未带冬衣”，而是诸将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战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这次未能获胜，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 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他的缺点和过失，包括前面没谈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军后期，他的战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况，陈玉成死后，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着不得力之马，无法远走，逃入荒山。二是，随身带了不少珍宝，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解送湘军。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将战马给“幼主”。他过于看中宝物，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如果他骑着战马，带着适量银子、食物，很可能突围成功。但在当时“忽喇喇大厦倾”的形势下，无论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来都难逃厄运。洪仁干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他的堂弟李世贤，原来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传檄汪海洋来救，汪竟坐视其败。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以前多称之为自述），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认为是伪造的人，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在这样的立论下，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于是，判定供词是伪造。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十分可叹的。然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真伪不必争论了，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还是“叛变革命”。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亲口告诉她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是可信的。联系供词全文、李秀成性格、当时处境、国内外环境，李秀成写这供词，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为自己留个自传。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重整太平军，三家争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军，汉人曾国藩做皇帝，也比满族要好得多。在他看来，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屠杀，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也好。他想到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悍滑”、“狡悍异常”了。证据呢？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并将真迹藏起来；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三是俞大缜的证词。这三条证据，是很难推翻的。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对此。多加评说，就是无谓的笔墨。说李秀成“失节”、“叛变”，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胜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辩。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更因为，在论争高潮中，有了终审判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人们只好三缄其口，“叛变”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员。1979年以来，多数人宽容点了，说供词是李秀成的“污点”，“失节行为”。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请问：在洪秀全已自杀、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李秀成还应忠于谁？如果说，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寻求机会，实现这种理想，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从太平军的立场看。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何“污点”、“失节行为”之有？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不对。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

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自毁栋粱，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 在被俘诸王的供词，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多重意图，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写了长篇供词。他的对手李鸿章、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既深佩其狡猾，更积狠其忠勇”。这两句话，是供词极其重要、极其确切的导读。李秀成在计谋失败，最后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从容赴死，也是这供词的实证。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是其意图所决定的。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历代都有人，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顾一切面折廷争，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而成为公认的忠臣。然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有损于造神，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那就不能容许。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鹃啼血，超过古代忠臣义士，都是“不忠”，重则日叛变，轻则日变节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的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 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 毛泽东当年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在上面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可谓是一语中的，李秀成的晚节不保，令人怜惜。

2、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最终是真的降清了吗？

李秀成被捕前没有争议，虽然有私心自用过于爱惜自己根据地的错误做法，但是在对清斗争上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都是当时的两个标杆，李秀成让人诟病的就是他被曾国藩俘虏后自述变节的问题，究竟是真降清还是诈降，但是由于李秀成自述的手稿被曾国藩篡改的不像样子，所以疑点重重，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大悬案和未解之谜。

李秀成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李秀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并且抗击英法侵略者，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年仅四十二岁。

我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唯一有名将风采和政治头脑兼备的只有李秀成一人，和李秀成齐名的英王陈玉成政治上还是有所欠缺。

天京突围的时候，李秀成自己本来是可以跑掉东山再起的，但是为了保护幼天王，李秀成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自己另骑了一匹不得力的马。幼天王就因为骑这匹快速战马得逃出敌人的追赶。而李秀成却因为骑的不是战马，战斗了一天，马不能行被俘。由此可见即使在天京陷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秀成依然保持着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忠王真是实至名归。

现在一些学者骂李秀成被俘后投降满清骨头软，主要的依据是李秀成被俘后给曾国藩写了自述书，这个自述书被一些人认为是李秀成的投降书，但是立足点都是《李秀成自述》这本供书，然而这本供词是否可信呢?864年8月7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后被曾国藩迅速在南京处死。依清朝法律，重要犯人的供词应该在犯人画押之后原原本本的上奏朝廷，曾国藩却没有将供词原本上奏，而是找了八九个与李秀成字迹差不多的幕僚，将供词重新缮写，每人只写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都没有看到供词的全貌。曾国藩做了这样一番修改之后，才命人将供词送军机处备查。同时在安徽安庆九如堂刊印，这就是后人所见的九如堂刻本。所以这本供述书疑点重重。

全文未完而结束。李秀成在《自述》中三次说明所写字数，与上述版本字数均不相同，可见《李秀成亲供手迹》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可以确定这一口供被曾国藩篡改了。曾国藩捏造史事，抹杀真相，删减太平军爱护人民，扶助生产和宽待俘虏的记载，隐讳不利于湘军的说法，夸大湘军的战功，保留其他派系的败绩。

所以这就真成了一大疑案了，因为写这个的李秀成被灭口，看这个的曾国藩守口如瓶到自己去世，后人根本无法知道原版到底写的啥内容。

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只是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给后人留个资料，从他生前表现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可惜了李秀成这种人杰遇见了洪秀全这种人，哎！

3、太平天国前期如果全军北伐,有没有可能推翻清朝？

我在差不多20年前曾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论述此事：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